周恩來故居修復時的見聞
周恩來故居修復時的見聞秦九鳳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1-09/5c34a79ccf28d.jpg修復后的周恩來故居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1-09/5c34a7a286206.jpg1982年游客在周恩來故居前留影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1-09/5c34a7a55f9ed.jpg34年后（2016年）再次留影周恩來故居是1977年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由江蘇省委決定修復的，經淮安人民兩年多的努力和奮斗，1979年3月5日周恩來誕辰81周年那天正式對外開放。那年，我正在縣委宣傳部報道組“打工”。如今，回憶那段崢嶸的歲月，有許多令人感慨的故事，有的還足以讓人終生難忘。親歷貴州青年對周恩來深深的愛我們報道組的工作除了寫新聞之外還有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訪客。我記得1979年的元旦剛過，宣傳部就接待了來自貴州安順的一位小伙子。他原來是在北京軍區服役的軍人。他在服役期間，曾利用節假日去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參加義務勞動，1978年退伍后回到老家。可是當他一聽說淮安正在修復周總理故居時，立即舟車輾轉地來到數千里之外的淮安，并徑直去了駙馬巷修復周恩來故居的工地，要求參加義務勞動。施工方認為天寒地凍的，加之工期很緊就婉然謝絕了他。哪知這位退伍軍人脾氣很倔，堅決不走，一屁股坐在故居大門外，對施工人員的進出都有一定影響。周恩來故居當時已明確歸縣委宣傳部管，所以，到任不久的故居副主任（一開始無正主任）王樹榮同志就打電話匯報縣委宣傳部，時任常務副部長尹金鶴同志就派我前去做動員說服工作。我來到故居大門口，首先感謝他千里迢迢地來到淮安表達他對人民的好總理的一片愛心。然后動員他回去，不要影響工地的正常施工。誰知他根本聽不進去，說：“我已參加過建毛主席紀念堂的義務勞動，就一定也要參加建周總理故居的義務勞動。今天除非你們派警察來把我抓走。”對這樣一位無比熱愛周恩來的人我們怎么能讓警察來抓他呢？我們同意他進入施工現場，給工人們搬磚頭，但只限于一個上午。那位小伙子倒也通情達理，搬到11點多鐘要離開工地的時候，又向筆者提出，能否讓他帶走院內大榆樹的兩片落葉回去做個紀念。我連忙滿足他的要求，目的是希望他早點離開。當他握著我的手告別時，我問他：“小伙子，您叫什么名字？”他眨巴著眼睛高聲說：“一個熱愛周總理的共青團員！”整整四十年過去了，“熱愛周總理的共青團員”，如今您在哪里，一切都好嗎？聽劉秉衡講周恩來的故事在周恩來故居修復的日子里，我還有幸在縣委宣傳部報道組聽劉秉衡同志講有關周恩來的故事。劉秉衡同志是在1960年春天見過周恩來的淮安縣委領導人。“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有關周恩來的話題還自然處于保密范圍。許多有關他的故事不僅社會上不讓知道，劉老講述時，即便宣傳部的同志，也只有少數人被允許聽。劉秉衡回憶，他聽周總理說：小時一次和生母萬氏，小嬸母陳氏一起坐小木船去清江浦外婆家去。周恩來當時才四五歲，上小木船時還是船老大把他抱上船的。那天雖然逆流上水，但刮著東南風，那是從淮安去清江浦的木帆船最好的風向。就在船老大用竹篙點岸即將揚帆起航時，突然岸上傳來“大鸞！大鸞”的急切叫聲。周恩來他們抬頭一看，原來是乳母蔣媽媽邁著一雙小腳高一腳、低一腳地正往岸邊趕。“我也要和你們去清江浦。”蔣媽媽邊走邊說。萬氏媽媽只好請船工把船再靠岸。待蔣媽媽氣喘吁吁地走到近前時，萬媽媽對她說：“上船吧。”這時，蔣媽媽的頭搖得像個撥浪鼓似的回答說：“我暈船，不敢坐船。”萬媽媽愣了一下，忙從衣兜里掏出一些零碎的時錢和銅板遞給蔣媽媽：“那你叫一輛黃包車去吧。”“謝謝七奶奶。”隨著蔣媽媽的這一聲回話，她邁著小腳又艱難地向岸上爬去。然而，不知是蔣媽媽沒叫到黃包車還是她舍不得花掉萬媽媽給她的錢，她竟沒坐車，而是在里（運）河堆堤上步行。她雖是小腳，但走得很快，幾乎和上水逆流、靠風帆前行的小木船速度差不多。周恩來還對劉秉衡說，船行至運河東岸枚里街一段時，因為要拐個大彎子，蔣媽媽走在岸上的身影有時會被岸邊的蘆葦、蒿草和樹木等遮擋，使坐在船上的周恩來看不到蔣媽媽。他便急得哭了起來，還連聲喊：“蔣媽媽呢，我看不到蔣媽媽了。”直到船行到河下，里運河的彎子沒了，周恩來才又見到在岸上奔走的蔣媽媽。他也為此破涕而笑。這是一個幼年周恩來熱愛蔣媽媽的感人故事。40年過去了，劉秉衡講這個故事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恍若昨天。那也是我第一次聽有關周恩來的故事。聽邢熙坤講“三母并提”的由來在周恩來研究界和在我們淮安，有許多人都知道周恩來有三個偉大的母親，即生母萬氏，嗣母陳氏和乳母蔣江氏，因為乳母的丈夫姓蔣，周恩來叫她蔣媽媽。周恩來故居就是按“三個媽媽”這一思路布展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到周恩來紀念館工作后，不斷聽到對“三母并提”的不同聲音。這種聲音在周家親屬和中央文獻研究室都有，而且不同的看法之間還很激烈地對立。原因是，從幼年到童年哺育、關心周恩來成長的就女性長輩而言，也不止這三位母親，因為值得一提的還有周恩來的五伯母（又是他的嫡親十三姨母）、八嬸母楊氏和他的干媽、龔蔭蓀的妻子蔡氏。1992年筆者曾寫作了《五位母親獻愛心》（五伯母未寫）的文章，《揚子晚報》刊用后曾被國內報刊廣泛轉載，連新加坡的《南華早報》都轉載了。那么這“三母育鸞”“三母并提”最初是怎么來的呢？那是1979年春季的一天，《周總理與故鄉》寫作組成員邢熙坤同志在我們報道組專門匯報這本書的組稿情況。當時《周總理與故鄉》寫作組的五位筆桿子分別是縣委宣傳部理論組副組長張人權（無正組長），縣委報道組成員、江蘇省社科聯下放干部邢熙坤，淮安師范老師盧再彬，縣文化館工作人員朱國瑾和淮安棉紡廠辦公室主任楊大生。當時他們還都沒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宣傳部領導就指派周恩來故居副主任狄仁康（排王樹榮后邊）當組長，討論書稿時又請周恩來故居文物資料征集組組長、淮安縣體委主任劉干榮參加。在討論周恩來小時成長的那段書稿時，快人快語的劉干榮說，生母萬氏給了周總理開朗的性格以及處事干練的影響；嗣母陳氏給了周總理的是好學上進、忍辱負重的美好品德的影響，乳母蔣江氏給了周總理以熱愛勞動人民樸素感情的影響。這樣三個媽媽從不同的角度給了偉人全方位的影響。周恩來的精神品德也就十分全面了。劉干榮的提法得到了大家的贊同，于是，“三個媽媽”不僅作為一個章節寫進了《周總理與故鄉》一書，也就一下傳到了社會上，一直到今天。聽朱珠、王士義講周恩來的故事在周恩來故居修復的那段日子里，當時的淮安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兼縣政協主席朱珠和縣政協常務副主席王士義有一天到我們報道組了解情況。因為那時周恩來才逝世兩三年，人們都還沉浸在對他的無限思念當中，加之他的故居正在縣委主持下修復，因此人們一談就把話題引到了他的身上。當時，朱珠說萬氏媽媽中彩后把駙馬巷從故居大門口到鎮淮樓西路（原響鋪街）的一段路鋪成磚頭路的善舉；王士義講了周恩來小時候在東岳廟龔家過生日時他小表姐送他金魚風箏，然后他們到東門一帶城墻上放風箏的故事。筆者根據王士義的講述，寫了一篇小稿《送“金魚”——周總理少年時候的故事》，后來被刊登在上海市《少年報》1979年3月7日的頭版，還配了插圖。這篇只有300來字的小稿，卻是我們淮安人最早宣傳周恩來的稿件。40多年過去了，筆者至今還收著這份報紙的用稿剪報。轉載：淮安區報
切記周恩來所說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145_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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