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漕運部院遺址的發掘、保護、申遺工作親歷記
本帖最后由 小攝郎 于 2019-7-3 15:30 編輯從“體育場”到世界文化遺產——總督漕運部院遺址的發掘、保護、申遺工作親歷記作者：李誠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d401d29.jpg同治《重修山陽縣志》載漕運總督署圖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d9942a8.jpg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de33d19.jpg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e0deb43.jpg2002年遺址發掘現場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e5dd5dc.jpg省文物局領導檢查遺址保護工程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e97d0fc.jpg遺址西南隅發現的大型水井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ebf3085.jpg明清遺址下3米處發現的宋代地面http://epaper.file.routeryun.com/haqb/2019-07-03/5d1b64f0328fa.jpg總督漕運部院儀門總督漕運部院遺址作為我區著名的文物旅游景點、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從2002年開始發掘、保護，到2014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的一部分，歷時12年。作為一名基層文物工作人員、一位親歷者，我愿敘其詳，與大家共享其中的經歷。如果把京杭大運河比作一條龍，其龍頭在北京，龍尾在杭州，那么它的心臟就在我們淮安市淮安區——古代的淮安是漕運總督公署所在地、全國漕運的指揮中樞。規模宏大的總督漕運部院衙門雄踞淮安老城中心數百年，直至上世紀40年代后期毀于戰火，解放后在遺址上建起了體育場，一直沿用了半個世紀。2002年8月初，我區決定對體育場及圍墻巷進行改造，建市民廣場。工地上，工人們正在緊張地忙碌著，突然，挖掘機挖起了一塊大石頭，石頭下面，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為了趕工期，挖掘機手就用大鏟斗往里面填土，誰知填了幾十鏟也沒填滿，“莫非是傳說中的藏軍洞”？他趕緊向上面報告。消息傳到文物部門后，我們迅速趕到現場勘察，認定這是一口大型水井，同時還發現工地上挖出了許多建筑構件，有石柱礎、石門墩、石門楣、石燈和琉璃筒瓦、脊瓦等，聯想到此地是歷史上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我們報請區政府將工程停了下來，并迅速向上級文物部門報告情況。經江蘇省文化廳批準，由區文化局、區博物館抽調專業人員組成考古隊，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揚州博物館考古專家的指導下，于2002年8月上旬開始對這一重要的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歷時一月有余。考古隊重點清理了中軸線上的儀門、大堂、二堂、大觀樓、淮海節樓等。從遺址已經暴露的情況來看與文獻記載基本吻合。在大堂前院的東南角地表下4米處發現有宋元文化層，還有青磚路面，說明我們這個城市是在不斷地“長高”；對那口被填埋了一半的古井亦進行了清理，它的腹徑達到3.2米，相當于一間房子的寬度，里面除了少量文物，還有一具尸骨，也不知是哪個朝代的冤魂。由于地處古城市中心，發掘期間，工地上每天都圍滿了熱情的市民，為了及時向社會各界通報遺址發掘情況，我和同事王錫民共同撰寫了《遺址重光、名城增輝》一文在地方媒體上連載。發掘工作結束后，我倆又編寫了考古發掘報告，刊登在《中國文物報》2003年3月26日第一版。摘要如下：淮安發現明清總督漕運部院建筑群遺址揭露面積5000平方米，官署建筑群遺址規模宏大，保存完好，布局嚴謹，為研究隋代以來中國漕運發展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自隋代開鑿大運河以來，歷唐、宋、元、明、清，大運河一直是國家經濟的命脈。而京杭運河上惟一一處統管全國漕運的官署便設在江蘇的淮安。1762年乾隆皇帝南巡途徑淮安時，為勉勵時任統管全國漕運的總督楊錫紱，特賜詩一首，此詩被后人摩刻勒石成碑，現仍完好地保存在淮安，而當時的總督漕運部院，隨著歲月的更迭和戰火的洗劫，其恢宏的建筑早已不復存在，遺址也逐漸被湮埋在地下。據明天啟《淮安府志》和清同治《重修山陽縣志》的記載，明清漕運總督署南臨北宋鎮淮樓，北依明清淮安府署，雄踞淮安府中心，依中軸線設大門、二門、大堂、大觀樓、淮海節樓、后院等；東側有官廳、書吏辦公處、東林書屋、正值堂、水土祠、一覽亭等；西側有官廳、百錄堂、師竹齋、來鶴軒等；在大門外東西兩側各有一座牌坊，大門對面有照壁，大門前還有元代從波斯國運來的青石獅子一對。從遺址已經暴露的情況來看與文獻記載基本吻合。發掘范圍以總督漕運部院的大堂為中心，采用按建筑分區揭露的方法，發掘面積5000余平方米，發掘深度0.5-1.2米，揭露至明代文化層。總督漕運署的大堂坐北朝南，墻基尚存，東西長28.8米、南北寬22.8米，五開間五進，用青磚平疊砌成地坪，地坪上有覆盆式柱礎34個，除個別位置略有移動外，大部分保持原位，柱礎直徑通常0.7米，最大的為1.1米，自西向東為7、6、4、4、6、7式分布，自南向北為6、6、6、2、4、4、6式分布，根據柱礎的排列推測大堂應為硬山式建筑，外有廊；大堂每間的寬度不等，從東至西依次為3.7、3.3、3.3、3.3、3.15、4.4米，中堂距南墻約11米處，有一東西長約6米的“工”字墻。大堂外為一低于大堂地坪約0.15米的敷磚平臺，東西長21.2米，南北寬8.8米，平臺南為立磚砌成的道路，道路呈中高邊低，路面微拱，長約54米，兩側有寬0.32米的條石鋪墊，從北向南還各有4塊邊長為0.38米的方形青石，分別以2.3米的間距排列，道路東側北端的條石上，有直徑為0.075米的插孔3個，可能為插旗之用。道路兩旁系青磚平鋪的地面建筑遺跡。大堂前的二門、大堂后的二堂和大觀樓也進行了清理。二門的石門墩、石柱等基本在原位，門兩側還有石燈；二堂因多次擾亂，布局較零亂，對其具體的建筑情況不甚明了；大觀樓基址東西長26.9米，南北寬25.6米，分為南北兩進，進深分別為10.39米和10.8米，大觀樓的柱礎在墻體內，是磚砌臺基，用立磚疊砌，直徑為1.4-1.9米不等，有的內有殘留的木柱；而墻角和地坪上則為石柱礎，下方上圓，邊長0.8米，共發現7塊，出土時大多移位。另外，在大堂東南40米處，發現大型水井一口，井口距地表約1米、最大直徑3.2米、深約12米，用青磚橫向疊壓砌成。如此大的水井當為官署辦公、生活和消防之用。根據發掘情況和建筑形式分析，明清總督漕運部院應為明代建筑，清代仍在沿用。為了了解總督漕運部院的沿革，在大堂前院落的東南角又開了一條2×10米的探溝，在明清遺跡下3米處發現有宋元代文化層，并發現用青磚立向鋪設的地面遺跡，磚長0.24、寬0.09、厚0.05米，屬于典型的宋代小磚，在磚的橫面上有長方形橫印戳記，分別為楷書陽文“窯戶陳美”、“窯戶王成”等，在其左側均有一模印的楷書“官”字以及畫押符號，又屬宋元時期的風格；從出土的文化遺物來看，也多為宋元時期的建筑構建和影青、黃釉瓷片等。估計應為宋代的建筑而元代仍在沿用。由于發現宋代的建筑遺跡，探溝未再向下發掘，故隋唐時期的建筑情況不清。總督漕運部院是朝廷的派出機構，也是沿漕運數省的最高行政機構。漕運總督多由勛爵大臣擔任，唐代的副宰相劉宴就治理過漕運；宋代的范仲淹，曾經“監楚州（即淮安）糧科院”；明代的李三才、史可法，清代的施世綸、唐英、琦善、穆彰阿、阮元、恩銘、段祺瑞等，都在淮安任過漕運總督之職。漕運總督權力顯赫，不但掌管漕運，還兼巡撫，故史稱漕撫。此次發掘的遺址，最初為宋乾道六年（1170）錄事陳敏興修建，元時為淮安路總管府，明洪武元年（1368）改建為淮安府署，三年改為淮安衛指揮使司，萬歷七年（1579）都御史凌方翼將總督漕運部院移于此。漕運公署機構龐大，整個建筑有213間，文官、武校及各種官員達270多人，還下轄倉儲、造船、衛漕兵丁2萬余人，從發掘情況來看與史載基本一致。淮安的總督漕運部院是我國唯一的一處中央政府派出的統管全國漕運的官署，它的發掘，為研究中國漕運發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見證。鑒于此處遺址重要的文物價值，考古發掘工作一結束，我們就迅速整理材料上報省政府，2002年10月即被公布為第5批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為了使這一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在淮安建立中國漕運歷史博物館，但是選址問題卻幾經周折。有一種方案是建在市區的中洲島上，并且幾成定局，在最后一次論證會上，有一位資深專家力陳利弊、一錘定音，將館址重新定在了漕運遺址北側，即現在的地址上。2008年，區政府投資6000余萬元，開工建設中國漕運歷史博物館。其總建筑面積6300平方米，分地面主體兩層和地下局部一層。地面建筑采取我國明清時期閣樓式建筑風格，總體為“品”字形布局，東側建筑為臨時展廳，西側為多功能報告廳，中間是門廳及服務空間。地下局部一層，面積5100多平方米，由漕運專題展區和淮安精品文物展區組成。漕運專題展區包括序廳、漕運歷史廳、漕運文化廳和漕運城市廳。該館陳列打破了博物館傳統陳列模式，以文物史料陳列與高科技演示巧妙結合為特色，在大量歷史資料和文物的基礎上，加以180度巨幅投影、4D影院、互動多媒體、場景幻影成像等高科技聲、光、電技術的配合，向人們形象而完整地展現了中國漕運的輝煌歷史和燦爛文化。“遺址+博物館”，從中國漕運歷史博物館開館十年的展示效果來看，當年的選擇十分正確。從2006年開始，京杭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正式啟動，我們將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板閘鈔關遺址、末口遺址、古運河石堤、磯心閘、河下古鎮6處遺產點列為申報對象，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制作上報材料。后來“總督漕運部院遺址”和“板閘鈔關遺址”被列入申報名單，不久因為其它原因，“板閘鈔關遺址”被從名單上撤掉，板閘古街道也被拆除（結果在開發過程中，被掩埋了數百年的板閘重見天日，“板閘鈔關遺址”又再一次成為京杭大運河沿線的重要遺產點，當然，這是后話了）。按照國家文物局的部署要求，我們委托東南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編制了《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淮安府衙、鎮淮樓保護與環境整治規劃》，報國家文物局并且通過了審批。其中總督漕運部院遺址保護工程于2010年11月開工，次年3月竣工。工程分為兩部分，一是遺址核心保護區保護工程，主要對總督漕運部院大堂、二堂遺址及甬道和過道進行全面的保護整理和展示，新增了14個石構件展臺，架設了260米長的木棧橋，完成了4500平方米的草坪鋪設；在遺址的東南側設立了歷代地層考古展示區；二是對周邊環境的整治，主要是遺址北側廣場的鋪設、“大觀樓”遺址的保護以及對遺址周邊道路、綠化、亮化和標識的整治升級。總督漕運部院遺址的保護工程獲得了2012年度江蘇省文物保護優秀工程組織獎。2012年是大運河申遺的沖刺階段。市里在大運河廣場舉行了“大運河（淮安段）志愿者聯盟”成立大會，在會上，我接受了市領導頒發的“淮安市大運河申遺與保護工作專家組成員”聘書。我區成立了大運河申遺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了“大運河（淮安區段）志愿者聯盟”，在鎮淮樓廣場開設了“傳承文化遺產、感悟魅力淮安區”專欄，分期介紹我區文物景點、文物珍品及大運河保護申遺相關知識，在區電視臺連續播出文化遺產專題片，并且組織人員參加全省“我與運河”主題征文活動，我撰寫的《文渠水，靜靜地流》在省里的征文活動中，獲得了一等獎。在硬件方面，我們對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淮安府衙、鎮淮樓及周邊環境進行了整治，并且通過了上級有關部門組織的4A景區的驗收。按照申遺的標準，設置了遺址核心區和遺址緩沖區的標志牌，更換了被游客損壞的文物說明牌等標志。水利部門加強對里運河的河道管理，搬遷了占壓河道、水工本體的建筑物，清除了河岸沿線的垃圾，控制了水生植物浮萍和水葫蘆瘋長、堵塞河面的趨勢。在軟件方面，我們從基礎抓起，促進運河文化遺產管理的規范化。一是加大普查力度，摸清家底。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我區共確認文物點395處，這其中很多都是與運河有關的文物點；二是加大申報力度，使我區文物保護單位的數量和等級有了較大提升；三是將漕運遺產片區相關資料分為“遺產信息、基礎資料、文獻、圖紙、相關規劃、保護管理”六大類，建檔上報，編寫了總督漕運公署遺址的解說詞和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匯報，迎接聯合國相關組織的驗收。2013年7月7日至8日，是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專家對中國擬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中國大運河”（江蘇段）進行實地考察評估的日子。7日上午8點半，評估組在國家文物局及省市區各級領導的陪同下，來到總督漕運部院遺址。國際遺址理事會的專家（韓國人）、翻譯、漕運博物館講解員小茆和我（負責現場答疑）共4人進入遺址核心區，其余的人在圍欄外等候。韓國專家一邊看、一邊聽，最后指著遺址中陳列的巨大的石柱礎，問其來歷，我告訴他，這是從總督漕運部院大門右前方的地下挖出來的，是總督漕運部院右牌樓的石柱礎。至此，在我區的考察評估順利結束，評估組又馬不停蹄奔赴下一個申報點——洪澤湖大堤。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中國大運河”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32處世界文化遺產和第46處世界遺產。淮安作為大運河申遺的重要節點之一，共有兩處遺產區（清口樞紐、總督漕運部院遺址），河道1段（淮揚運河淮安段）、遺產點5處（清口樞紐、雙金閘、清江大閘、洪澤湖大堤、總督漕運部院遺址）被列入申遺文本。2014年7月17日，《中國文化報》發表了我應約撰寫的專欄文章《淮安，再現“運河之都”勝景》，對淮安運河遺產作了詳細介紹。從“體育場”到世界文化遺產，這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一個縮影。在這漫長的保護、利用、申遺之路上，有數不清的人為此作出了努力，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者為淮安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淮安市文物保護專家組成員 文章來源：淮安區報（2019年7月3日）
頁:
[1]